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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4年轟動全國的鐘志/民退學事件

樓主:黑幕秘史 時間:2021-04-18 16:09:33


來源=《中國新聞周刊》 2013年28期

作者=徐天?

原題《鐘志民的選擇》


1972年,北京一所高中的學生。從當年開始,根據之前試點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經驗,全國大學招生開始實行“自愿報名,群眾推薦,領導批準,學校復審”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。


1973年1月18日,中共中央以當年一號文件轉發了江青主持選編的《林彪與孔孟之道》,“批孔批孔”運動在全國展開。


同一天,《人民日報》頭版頭條以《一份退學申請報告》為題,刊出南京大學工農兵大學生鐘志民的退學報告全文。姚文元親自操刀寫了編者按,大贊其“向地主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展開了新的進攻”。4天后,《人民日報》再以頭版頭條刊出相關報道。


一時間,退兵退學的風潮席卷而來。矛頭對準周恩來的批林批孔、針對老干部的批走后門,三箭齊發,如同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再次到來。


2月15日,毛澤東做出批示:“此事甚大,從支部到北京牽涉幾百萬人。開后門來的也有好人,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。批林、批孔,又夾著走后門,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。”中共中央下發了八號文件。由此,反“走后門”運動草草收場。


南京大學政治系黨總支書記、鐘志民的班主任胡福明聽到傳達后,覺得莫名其妙。“你總不能說,就算好人走了后門,這事也值得提倡吧?走后門就是應該糾正的。”今年78歲、后來擔任過中共江蘇省委常委、宣傳部長的胡福明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。


他開始意識到,不是領導人的一切指示都是對的,3年后,寫出了開啟思想解放運動大幕的雄文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》(《光明日報》發表時改名為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》)。


而不再被運動需要的鐘志民,在一夜成名之后,又一夜之間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,一退到底,再也不見。


40年后,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記者在云南曲靖見到的他,語氣淡定,常帶微笑。


多年來,常有人打聽這個一夜消失的典型,尤其是電視劇《血色浪漫》上映后,傳說男主角鐘躍民就是以他為原型的。但是,他從沒有回應和接受過采訪。現在,他已屆耳順之年,任總經理的燃氣公司也已步入正軌。這是一個對的時間,他覺得現在可以說了。


  • “他們整個感覺都和普通人不一樣”


1972年,在文革中停頓的大學招生工作在全國恢復。根據之前試點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經驗,高考制度被廢除,實行群眾推薦、領導批準、學校復審相結合的辦法,招收工農兵學員,學制兩到三年。


陸軍第26軍76師的步兵班長、20歲的鐘志民,請求其父、分管干部工作的福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鐘學林,幫他上大學。


一開始,鐘學林不想搞特殊化,沒有同意,但經不住兒子的多次央求,還是給軍區政治部干部科打了電話。鐘志民得到了所在師的兩個推薦名額之一——這原本是需要基層推薦、師里審批的,被南京大學錄取了。


開學前,父親問他想讀什么專業,他說想學哲學。文化程度不高的他,對這個世界充滿了好奇。“時間是什么?空間是什么?社會制度為什么是這樣的?我希望搞明白。”他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。


1972年4月,鐘志民來到南京大學報到,成為政治系哲學專業的一名學生。他發現,班上30個同學中,有七八成是部隊來的,其中三分之一是干部子弟,地方來的則多數是革委會成員。


他的班主任,是時任南京大學政治系黨總支書記胡福明。這是南大招收的第一屆工農兵學員,也是文革開始后南大首次恢復招生,全體老師剛從五七干校回來。終于能回歸本職工作,大家都非常高興,對這一屆的學生投入了全部的熱情。


每天晚飯后,胡福明都會從家中步行到學生宿舍查看情況,很快熟悉了班上的學生。不久,他注意到了有思考能力、好問、勤懇的鐘志民。


他知道鐘志民是高干子弟,但并不清楚他父母是干什么的,也不想多問,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。


住在鐘志民下鋪的兄弟,叫谷嘉旺,是老三屆的知青,比鐘志民大3歲。因為筆頭好,他受到公社書記的賞識,得以被推薦上大學,并成為班上的學習委員。他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,學校里干部子弟非常多,而且很好辨認。“他們穿著軍裝,而且整個成長環境和農民不一樣,長得人高馬大,氣色也好。整個感覺都和普通人不一樣。”


有一次,鐘志民從兜里掏出一塊巧克力,分給了谷嘉旺一塊。第一次嘗到這種普通老百姓聞所未聞的東西,谷嘉旺知道了,這個同學的出身很不尋常。


不過,鐘志民從沒有對人談起過自己的父母,也從不炫耀。有一次拉練,谷嘉旺睡在上鋪,不小心摔了下來,手腕腫了,鐘志民就替他洗了一個多星期的衣服。


  • “我錯了,我承擔,我改”


為了給這些初中甚至更低文化程度的學生補習,南京大學先進行了半年的高中教育。鐘志民感覺,知識在“膨脹”,熄燈后還經常一個人在衛生間里看書看到一兩點。


1972年年底,正式開始了專業課的學習。


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,鐘志民逐漸覺得,他們所學的19世紀的古典理論,和20世紀中后期中國正在進行的這場文革的現實嚴重脫節。谷嘉旺也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,這種想法當時普遍存在于他們的腦海中,朦朦朧朧,卻表達不出來。


宿舍的同學經常交流。谷嘉旺注意到,鐘志民說話謹慎,都經過深思熟慮,但卻有一套自己的看法。如對教育改革,他認為帶有競爭性質的高考才是選拔學生的好方法,現在的方法不夠合理,需要改變。


因強調“文科要以社會為工廠”,政治系的社會實踐很多。1973年5、6月,他們去南京鳳凰山鐵礦搞“開門辦學”。期間,傳達了《毛主席給李慶霖同志的信》。


福建莆田的農村小學教員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信說,“當今社會走后門成風,任人唯親”。自己的兒子插隊后最起碼的溫飽都無法解決,反之,一些干部子弟下鄉沒幾天就被招工、招生、招干回去了。毛澤東回信說:“寄上300元,聊補無米之炊。全國此類事甚多,容當統籌解決。”


傳達時,群情激奮,讓鐘志民頗感抬不起頭。


鐘志民前20年的人生,都過著普通人不可企及的特權生活。


他的父親、時任福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鐘學林是行政九級干部(十三級以上為高干),每個月工資250多元,母親是中共福建省委組織部的正處級干部,工資150元,家庭月收入是普通家庭的近10倍。


在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憑票供應的時候,他生活的軍隊大院卻有特供的物資,如肉、牛奶、巧克力等,敞開供應。軍隊高干家庭住著獨棟的房子,配有專車。他曾有一塊400多元的手表,不小心弄丟了,他毫不在意,母親又給他買了一塊180元的。


不但上大學,鐘志民當兵,也是走后門的結果。


1968年10月,他從南昌第二中學畢業,上山下鄉去了江西瑞金縣沙洲壩公社。沒多久,全國征兵。他找了縣人民武裝部的一名政委,對方為他從另一個公社調來了一個名額(本來該社一社員已體檢合格,即將入伍),結果下鄉不到3個月,他就入伍了。


其實不僅僅是特權階級,當時走后門已經是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。


胡福明還記得,從吃的到用的,從菜場到百貨商場,人們都想盡辦法走后門。連買幾個西瓜,都要去商場的營業員那里走后門。一切的社會關系,都被動用起來。


胡福明和其他老師都在不同場合談起過,對走后門一事的厭惡。他們并不知道,鐘志民也是走后門來的。


但言者無心,聽者有意。剛到大學時,他曾想給部隊寫信,說“決不辜負黨組織的信任”,想到自己不是組織推薦來的,一直沒有勇氣寫。現在又聽到這么多的議論,血氣方剛的他,第一次冒出了退學的念頭。


“我覺得我還年輕,退學有什么大不了的?既然人家都看不起這個事情,我就要站出來說,老子就是干了這個事,但我承擔了,我改。”鐘志民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。


對于退學之后去哪里,鐘志民卻有些茫然。他當兵也走了后門,要退就該退回到農村,但扎根農村之后,生活怎么辦?而且,還有“個人問題”沒有解決。


此時恰逢大一結束,鐘志民特意買了一條煙和幾斤糖果,想去插隊的村子看一看,站在村口,卻無顏邁步。


放假回家時,鐘志民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父母,震動了全家上下。


母親告訴他,這個認識是對的,但不同意他退學,認為影響不好,別的領導家的孩子怎么辦?父親工作忙,只跟他談過一次,認為“不一定退”。他則提出,干部子弟不去農村,說明馬列主義都是說給別人聽的。父親無言以對,最后表示:“家里出個把農民也好。”


大學二年級開學回校,谷嘉旺注意到,鐘志民變得沉默寡言,像總在思考些什么。


他終于想清楚了。1973年9月29日,是一個周六。他記得自己那天穿的是褪了色的軍裝,懷揣著寫在3張稿紙上的退學申請報告。


這是頭一天晚上,他在宿舍昏暗的燈光下花了數小時寫出的。他感覺,自己心里的想法“如同破殼的小雞”,躍然紙上。


他在校園里找到時任南京大學校革命委員會主任、黨委書記王勇,將報告交給了他。


1974年,南京大學的同學們歡送鐘志民離校。前排左二為谷嘉旺,中排右四為鐘志民。圖/受訪者提供


  • 阜寧整風


很快,王勇找他談話,表示了三點意見:第一,他的問題發生在1972年5月中央19號文件(即《關于杜絕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中“走后門”現象的通知》)下達以前,不在退學范圍內,可以不退;第二,同學、教師對他反映比較好,沒有必要退學;第三,已學了一年半,再退回去對國家也是個損失。


既然這是組織上的決定,鐘志民覺得心里輕松了些,但他又感到,“事情好像沒有結束”。


這年11月,政治系的30名學生和部分教師,和江蘇省委工作組一起,去江蘇鹽城的阜寧縣幫助縣委常委整風。期間,胡福明和鐘志民一起,去了最窮困的五灘公社做社會調查。


當地收成低,征購之后口糧不夠,農民每頓都用胡蘿卜葉子裹一把米糠,做成黏糊糊的一團吃下去。很多時候,只能去借高利貸。“這和舊社會有什么區別?解放這么多年了,老百姓還沒有得到溫飽。”胡福明記得,鐘志民當時掉下了眼淚。


在公社的小旅館,他們坐在床上,促膝長談。鐘志民告訴胡福明,農民日子這么苦,他卻走后門上了大學,心里非常內疚,一定要退學。


胡福明震驚了。他沒想到,這個在他看來將來可以在理論上出成果的學生,竟然想要退學。回到縣城后,他跟其他老師說了此事,大家都勸鐘志民,有這個認識就可以了,還有一年半就畢業了,不如畢業后再好好為人民服務,去改變現狀。


但鐘志民的想法已經非常堅定:一定要退回去,而且退到底,當農民。


  • 姚文元親自寫編者按


很長一段時間,鐘志民都不知道,他的退學報告交上去后,有怎樣的遭遇。后來,谷嘉旺從南京大學畢業后進入了《人民日報》評論部,才了解了一些內情。


收到他的退學申請報告后,南大校黨委認為這是工農兵教育的成功范例,有思想有境界,因此將他作為正面典型上報了江蘇省,省里又上報了國務院。周恩來看了簡報后批示:一方面認為鐘是典型,反走后門很好,另一方面卻又說他本人不應退學,這不是自相矛盾嗎?


而江青和姚文元卻從中看到,這是一個打擊老干部的好抓手,立刻指示大力宣傳鐘志民。


1974年1月17日,南大校黨委召開常委會,鐘志民在會上匯報了自己退學的思想經過。他說,在文化大革命初期,他在南昌二中當紅衛兵時,認為“老子英雄兒好漢,老子反動兒混蛋”的“血統論”是對的,現在他認識到這是錯誤的,決心要跟廣大革命干部、廣大工農兵群眾在一起。


18日,《人民日報》頭版頭條刊登了鐘志民的退學申請和姚文元寫的編者按。編者按中寫道:建議大家讀一讀《戰國策》上《觸詟說趙太后》這篇文章,看看觸詟規諫趙太后不要溺愛自己的小兒子長安君的故事吧!


谷嘉旺后來在單位檔案中看到了這期報紙的大樣,他偷偷帶回了家,收藏起來。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記者看到,鐘志民的退學申請被編輯做了多處修改。


其中有一處,原文是:“我開始感覺到自己過去的很多想法都是不正確的,逐漸地認識到‘走后門’并不是無關緊要的小事。”編輯則加了:“‘走后門’這種做法,并不是一種合理的現象,并不是一種光彩的事情,而是極端錯誤的。”類似的大修改全文共有10處,均用黑色蠅頭小字標注在兩旁的空白處。


大樣上,姚文元的編者按是用紅筆寫,洋洋灑灑整整一頁,也經過多處修改。


出于谷嘉旺不了解的原因,編輯此前的修改并未派上用場,最后刊登出來的是鐘志民的原文,一字未動。


  • 成為典型


鐘志民三個字,一日之內紅遍全國。


19日,鐘志民的父母給學校發來電報,表示完全支持兒子的行動。


隨后,學校批準了鐘志民的申請,并號召全校師生員工向他學習。


八人一間的學生宿舍里,擠滿了新華社、《人民日報》和《南京日報》等來自全國的記者。谷嘉旺和其他室友根本無法在宿舍里呆下去,直到鐘志民離開學校,他都沒有機會再跟他推心置腹地聊一次。


全國各地的信件雪片般飛來。在寫信的人中,有一位也當過兵的南京女醫生,對他的選擇非常認同,后來成為了他的筆友,再后來成為了他的妻子。


南京市的高校、江蘇省委甚至南京軍區,都請他去作報告。“我一個人在上面作報告,下面幾萬個大學生,群情激昂。”


離開南京的那一天,是鐘志民一生都記得的大場面。火車站里人山人海,大學生們來送行,過路的旅客聽說這個“典型”真的要退回江西了,都紛紛過來看熱鬧。


胡福明受學校委托,送鐘志民回家。在上海轉車時,他們特意去了谷嘉旺家中吃了一頓飯。


到南昌時,已經是1月22日了。這一天是除夕。


節后,鐘志民就去江西瑞金沙洲壩公社百花園生產隊報到了。記者們也跟蹤而至。村民們得知,生產隊來了一個干部子弟,還是全國的模范典型。


但不到一個月,記者忽然銷聲匿跡。有一個與鐘志民相熟的記者,向他道出了原因:反走后門運動已經被叫停了。


  • 一退到底之后


在農村生活,最現實的問題是,吃不飽。沒有油,鐵鍋一直生銹,每天燒飯之前,都要給鍋除銹。餓得實在受不了的時候,鐘志民給大隊書記寫信,書記特批他五斤肥肉。鐘志民將走了這個小小后門得來的肥肉通通熬成油,吃了整一年。


一開始,他和農民之間的關系就像油和水,完全融不到一起。“有點想念南大的生活,覺得有書讀真好。”鐘志民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。


但一年多之后,情況就改變了。他學會了犁地,能挑重擔,一個月能掙幾百個工分。


1974年暑假,南京大學組織學生會干部看望鐘志民,谷嘉旺作為班級代表也在其中。他眼前的鐘志民,曬得很黑,剃了平頭,非常瘦。穿著一件破軍裝,一只褲腿挽到小腿上,腳下都是泥。“他已經一口土話,和當地人交流順暢。但和我們說話的時候,還是會說普通話。”


1976年,文革結束。在清算四人幫時,有人提出反“走后門”是針對老干部的,鐘志民差點被打成“三種人”。好在,公社里從農民到書記都為他說好話。他慶幸,自己每天低頭勞作,很少外出開會,沒有成為風頭人物,才能安全過關。


1977年,鐘志民成了生產隊長,次年又當上支部書記。他過年常常陪著農民從初一喝到十五,喝到吐,仍然豪氣不減,在農民中很有威懾力。他帶著村民興修水利,一家一家地講愿景。最后,兩千畝地實現灌溉,不再“靠天吃飯”。


“我看著老百姓能吃飽、有錢花,他們的命運開始得到了改變,這種感覺很好。”他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。


一步步地,他成為共青團瑞金縣委副書記、書記,共青團贛州地委副書記、書記,中共南康縣委副書記。


1987,他被任命為江西駐深圳辦事處主任,負責招商引資。這個原本沉入中國鄉村最深處的退學大學生,陰差陽錯來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深圳,接受了市場經濟和國際先進管理經驗的脫胎換骨般的洗禮。“在內地,幾塊錢就可以吃得很好了,而我第一次請港商吃飯,花了600元,我看著賬單都愣了。”


鐘志民逐漸意識到,靠帶著農民種地、修水利來致富太慢了,只有經商才是最好的發展之路。1997年,他辭去公職,正式下海。


幾經浮沉之后,他投身燃氣業,只身南下云南曲靖,從零做起,如今已是一個近500人規模的燃氣集團的總經理,旗下有17家子公司、擁有完整的產業鏈。


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記者面前的鐘志民,操相當熟練的曲靖方言。從瑞金開始,他每到一個地方,都會立刻學會當地的方言。


他管理的這個小社會,始終帶著當年的痕跡。每個員工都要輪流在大門口站崗,以鍛煉意志。單位小賣部不用及時結賬,記賬即可,一周一結,以考察員工的誠信。


退休前任人民日報事業發展局局長的谷嘉旺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,當初班上的30個同學,多數進入了軍隊內,最高已是軍級干部。只有鐘志民一人選擇了下海。以鐘志民的聰明和勤懇,如果在體制內一直干下去,可能如今已是高位。

但鐘志民卻認為,自己始終是一個理想主義的人,其實并不適合體制內。


他的身體略有些發福,當年的棱角像是被逐漸磨去,說話的時候始終面帶微笑。他說,經歷了這么多,他才能說,對于自己當初的選擇,他無悔。

? ? ?? ?薦讀?????《歷史深處的民國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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